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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睢县高中录取人数

2.姓皇甫的是哪里人？

3.公安局长任长霞是哪的人

4.简述中国古代车发明史

任不齐（前545-前468）：字子选，孔子七十七贤弟子之一，春秋战国时楚国（今湖北）人，“楚聘上卿不就”。生于周灵王二十七年三月，殁于周元王八年九月。葬桃乡，墓在济宁城北房葛铺。唐朝皇帝追封其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又加封其为当阳侯。

任鄙（生卒年不详）：任不齐五世孙，生活在距今二千三百年左右，秦始皇前的秦武王时代。著名勇士。《史记》有秦人谚语记载：“力则任鄙，智则樗里。”任鄙当时是大力士，“扛鼎抃牛者”。

任嚣（前?-前208）：任不齐七世孙，秦始皇二十五年秦首次进兵岭南失利后，任嚣、赵佗率军再入岭南，于秦始皇三十三年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并节制岭南南海、象郡、桂林三郡，故称“东南一尉”。以番禺（今广州）为郡治，在今仓边路附近修筑番禺城，史称任嚣城。前208年病逝。

任延（生卒年不详）：字长孙，宛城（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名吏。十二岁时，熟读《春秋》、《易经》等，有“任圣童”之称。汉光武帝初年（公元25年）二十三岁时任九真（今越南河内以南一些地区）太守，延教以垦关配匹之道，五年之后，粮食丰收，婚嫁有度，人民生活大改善，生了子女，多以任为名。《后汉书》载《任延善政》：显宗拜颍川太守。永平二年，征会辟雍，因以为河内太守。视事九年，病卒。

任敖（前？-前179）：秦代沛县人，西汉开国名臣。初为沛县狱吏，素与刘邦相善。刘邦初起时，敖以客从，为御史。亡秦后，刘邦立为汉王，与楚霸王项羽争天下。刘邦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太守。高后当政时，封任敖为御史大夫。孝文元年，任敖卒，皇赐谥号“懿侯”，葬于广阿县丘底村前，清乾隆年间隆平县知县袁文涣曾吊以诗曰：

广阿城外夕阳愁，太息茫茫土一天。

古墓寒烟分野色，残碑衰草冷荒洲。

千秋事业光青史，十载勋名起汉刘。

丰沛当年成往事，萧萧叶落老松揪。

任敖墓位于隆尧县城东偏北2.5公里处的丘底村南。此墓高10米，占地12亩。该墓系土封墓葬，虽经两千余年的风吹雨打，迄今仍若岑丘，肃穆壮观。该墓墓顶有树木数株，并立有隆尧县“重点文物保护”标志。墓地附近的地面上有汉代筒瓦和卷云纹瓦当。墓地原有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的“乡贤汉御史大夫任公之墓”石碑。该碑现已搬迁到隆尧县文物保管所保存。现在，任敖墓基本完好，属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任安（生卒年不详）：字少卿，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回信《报任安书》。关于此信的写作年代，一说是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另一说是在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

任光（公元？-29）：字伯卿，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初为乡啬夫、郡县吏。后归降绿林农民起义军。随刘秀参加昆阳之战，击破王寻、王邑等新莽军。后任信都太守，坚守孤城，拒王郎以迎刘秀。被刘秀任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谏阻刘秀加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军。不久，助刘秀攻克邯郸，讨平王郎，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以功封阿陵侯，食邑万户。建武五年（公元29年）冬卒。

任尚(公元?-118)：东汉将领。初为西域戊己校尉，代班超为都护。安帝时，任征西校尉，率军镇压羌人起义，在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大败。后又任中郎将、护羌校尉，与邓遵(邓太后弟)、马贤等镇压汉羌联合起义，杀起义军首领杜季贡和零昌。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因和邓遵争功，被邓太后所杀。

任峻(公元?-204)：字伯达，河南中牟(今属河南)人。东汉末天下大乱，他劝中牟令杨原代理河南尹，被任为主簿。不久归附曹操，任骑都尉，娶操从妹为妻。操每出征，常留守，供应后勤。曾任典农中郎将，主持许下屯田，获得成功，保证了军粮供应。魏文帝时谥成侯。

任棠（生卒年不详）：字季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东汉著名学者。有学问，不做官，修居教书，有气节，因他曾以物暗示太守广行仁政，故有“任棠水”之佳话。《后汉书?庞参传》载：“庞参拜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节，隐居教授。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唐高适《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赞其事：“不改任棠水，仍传晏子裘。”

任询(公元1133-1204)：字君谟，号龙岩，又号南麓先生，易州（今河北易县）人。金代著名书画家。父贵，有才，善画，喜谈兵，宣、政间游江、浙。询生于虔州，为人慷慨多大节。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然王庭筠独以其才具许之。登正隆二年（公元1157）进士第。历益都都勾判官，北京盐使。年六十四致仕，优游乡里，家藏法书名画数百轴。年七十卒。

任昉（公元460 -508）：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仕宋、齐、梁三朝。16岁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他与萧衍都是“竟陵八友”中人，并相友善。永元三年（公元501），萧衍进军建康，任昉为记室。次年，萧衍代齐立梁，禅让文告即出自任昉手笔。入梁，拜黄门侍郎、吏部郎，出为义兴（今宜兴）太守，召为御史中丞、秘书监。又出为新安太守，逝世于任所。追赠太常，谥号敬子。任昉是南朝的散文大家，以擅长表、奏、书、启等实用文体知名于时,与诗坛圣手沈约齐名，史称“任笔沈诗”。其藏书多至万余卷，与沈约、王僧儒并称为三大藏书家。 《隋书?经籍志》有《任昉集》34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任彦升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又《文章缘起》及《述异记》二书，旧均题为任昉作。”事见(《南史?任昉传》)。

任雅相（生卒年不详）：唐高宗时宰相，在位时间不长，曾为坝江道行军总管、燕然都护等。唐显庆四年（公元659）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安乐县公，两年后卒于军中。

任伯雨（公元1047-1119）：字德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进士（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二二），调清江主簿，知雍丘县。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召为大宗正丞，旋擢左正言（《鹤山集》卷六十《跋任谏议伯雨帖》）。徽宗初政，条疏章敦、蔡卞罪状，章、蔡贬官。居谏省半载，大臣畏其多言，寻出知虢州。崇宁元年（公元1102），以党事编管通州（同上书），徙昌化军、道州。宣和初卒，年七十三。著有《戆草》二卷，《乘桴集》三卷（《宋史?艺文志》），已佚。现存《春秋绛圣新传》。

任得敬(公元?-1170)：西夏臣。原为宋西安州(宁夏海原西)通判。西夏破西安州，遂降。献女于崇宗乾顺。累擢静州都统军。仁宗仁孝嗣位，夏州统军萧合达叛乱，哆讹领导党项部族起义，他率兵抗御镇压有功，授翔庆军都统军。天盛间任国相，封楚王，专擅国政，仁宗不能制。乾佑元年(公元1170)迫使仁宗分西南路及录州、啰庞岭地与他，自立其国，因金拒绝册封，转而通宋求助，谋泄，被仁宗诛戮。

任仁发（公元1255-1327)：元画家、水利家。字子明，号月山道人，松江青龙镇(今上海青浦)人。元灭南宋后，为宣尉掾，授青龙镇水陆巡官。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升海道副千户，改海船上千户，转漕直沽。大德七年(公元1303)，授都水监丞，后升都水少监，官至浙东道宣慰副使。善画人物，尤长画马，常与赵孟俯并提，传世作品有《张杲见明皇》、《二骏图》等。撰有《浙西水利议答录》。

任环(公元1519-1558)：字应乾，长治(今属山西)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历任苏州同知、按察佥事、右参政。以能干出名。御倭寇，与士卒同寝食，所得全分给士卒。军事紧急。终夜露宿，或数日不餐。曾书姓名于肢体曰：“战死，分也。先人遗体，他日或收葬。”将士皆感激，故所向有功。贼平，乞许守丧期满。逾二年卒。赠光禄卿。著有《山海漫谈》。

任浚（1595—1656年），字海王，号文水，博山区南博山镇下庄村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先后任芮城知县、榆次知县、苏松巡按御史、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 、河南巡抚。顺治年间，授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后调任总督仓场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顺治11年-12年任刑部尚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任浚担任河南监军御史、总督豫楚的职务。他调度军需，部署防御，登城指挥，使李自成的百万之众久攻不下，只好撤退转移，而任浚也因“中铅折肱”而“得告还里”休养。

崇祯十七年二月，时任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总督的任浚，北上抗击李自成的义军。二十二日，明廷接到河南巡按苏京的上疏，报告李自成军队逼近泽州，要求催促任浚快速到任。二十四日，李自成军里应外合，攻陷长垣县，将守卫南关的任浚俘获。大顺将士劝降任浚不成，便将他绑缚起来，用长矛刺破他的头颅，致使头皮翻落，遮避了眼睛，鲜血一直流到胸膛，昏死了过去。后来义军解除了绳索，他才苏醒了过来。这之后，义军把他装进囚车，计划解往北京。在押解的路上，任浚乘押解士兵抢拿财物之机逃脱，辗转千里，逃回家乡。内阁大学士孙廷铨曾到任浚家拜访过他，亲眼目睹其惨状。“昔甲申之变，公（任浚）自贼中逸归，父老奔问官守，余适从之，因得其死生情状，观其创痕自发际垂于眉末，殷然尚未复也，心甚壮之。”任浚被俘后，由于战况混乱，消息不灵通，明廷根本不了解长垣的战况，二十九日，崇祯帝还谕令兵部：任浚久报赴任，一味退缩，俱着革职，充为事官管事。可见当时明廷秩序十分混乱，对于前线战况一无所知。

顺治元年五六月，由于兵部侍郎刘余佑的极力推荐，清廷召回任浚任户部右侍郎，管理钱法，他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不数月，因其母亲有病回乡侍候。母死后守制期满，再度出山，迁任左侍郎，总督京城钱法。当时自明末遗留下的粮食征收、运输、储藏、支配等问题极为混乱，任浚利用三年时间，终于理顺了关系。因政绩卓著，被升迁为刑部尚书。任浚任刑部尚书时，《大清律》与案例多有不符，且对满、汉两族人治罪不一，他请求核定划一。“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着为令。”任浚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

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61岁的任浚以年老有病告退还乡，第二年正月即病故。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记录了任浚出生时的异常情况，虽说荒诞无稽，但不妨一读。任浚“生时与一蛇同产，（家人）送蛇入山。太夫人（任浚之母）殁，大蛇忽至，吊客惊避，（大蛇）至柩前俯仰其首，若甚哀者。公（任浚）抚之使去。”

任大椿(公元1738-1789)：清经学家。字幼植、子田，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工文辞。曾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博搜材料，综合精考，考释古代名物，著《弁服释例》、《深衣释例》、《释缯》、《小学钩沉》、《字林考逸》等。

任熊(公元1823 -1857、一谓公元1820-1856)：清代画家。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城厢镇人。早年在宁波(今浙江宁波)为姚燮所称许。后寓居苏州(今江苏苏州)，往来于上海(今上海)卖画。他擅画人物，工画花鸟、山水，师法陈洪绶。笔法圆劲，形象夸张。画有《任渭长四种》，为晚清木刻画之精品，《大梅山房诗意图册》120幅，是其代表作。史上与任熏、任颐合称“三任”，又加其子任预(公元1853-1901)，合称“四任”。

任武(公元?-1863)：清末陕西回民起义军领袖。回族。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陕西团练大臣张带强迫回民抽拔壮勇，又在华州(今华县)虐杀回民。他率回民杀张芾，起兵攻克华州、大荔、高陵，围攻西安，号称十八营，占领渭河流域，屡败清军胜保和多隆阿，后多隆阿攻破渭南、大荔一带回民村庄，英勇战死。(一说1864年他率余部退往陕甘交界的董志原，后不详)。

任化邦(公元?-1867)：清末捻军将领。小名柱，安徽蒙城人。早年参加捻军。1857年与太平军联合，转战江淮之间，封为鲁王，1864年4月，偕张宗禹等率捻军转战于豫南等地，与太平军赖文光会师，整顿队伍，尊赖文光为领袖。他率骑兵入山东，在曹州(今菏泽)歼灭僧格林沁军。后又入湖北，在安陆(今京山)尹隆河之战大败湘军和淮军。1867年11月19日在江苏赣榆战斗中，被叛徒潘贵升从背后袭击，遇害牺牲。

任熏(公元1835-1893)：清代画家。任熊之弟，字阜长，又字舜琴，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

任颐(公元1840-1896)：清代画家。初名润，字小楼、伯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其父任鹤声，善画并长于写照。年轻时从文学画，后得著名画家任熊赏识，为其弟子，并得任熊介绍，又拜著名画家任薰为师。中年后居上海，以卖画为生。所作之画师承明清画家陈洪绶、华喦，复受朱耷影响，擅长花鸟、山水、人物，技法上有独到之处。偶作雕塑小像，也颇生动。其画风在江浙一带影响很大，与任熊、任薰合称“三任”。代表作品《观刀图》、《九老图》、《苏武牧羊图》等。

任弼时(公元1904 -1950)：原名二南，培国，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人。1920年，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在“八七”会议上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在延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45年，中共“七大”后，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次日，即10月26日晚，研究战局，思考对策，长时积劳，病情恶化，次日去世。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可见其精神在党内影响至深。

任光（公元1900-1941）：作曲家，曾用笔名前发，浙江嵊县（今嵊州）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作品有**歌曲“渔光曲”、“大地行军曲”、“月光光”和抗战歌曲“打回老家去”等，还有民族器乐曲“彩云追月”等。

任天知（生卒年不详）：近代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剧作家、演员。名文毅，或称任调梅，艺名天知。籍贯、生卒年月不详。武昌起义前曾在上海创办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所编演之剧本大都以反对专政、帝政和封建势力为其主要题材。计有《共和万岁》、《黄金赤血》等。他擅长在演出中作政治演说，为中国早期话剧创始人之一。

任政（公元1916-1999）：字兰斋，浙江黄岩人。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分会常务理事。著有《楷书基础知识》、《兰斋唐诗宋词行书帖》、《任政行书千家诗帖》等。

2023年睢县高中录取人数

书的厚度一般用厘米cm或者毫米mm来表示，比如一本书的厚度是10毫米，也可以写成1厘米，关键是要看这个数字是什么，然后在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单位。

表示厚度的单位，一般用长度单位来形容，通常都是cm和mm，用米和千米也是可以，不过书写的时候不方便，会有很多零，数起来也比较麻烦。

扩展资料：

书籍的作用

从书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了解，书籍逐渐的发展到轻便、历久，易于记载、复制文字和图画的材料上，通过不断完善的技术方法，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流传和保存信息，具有宣告、阐述、贮存与传播思想文化的功能。

书籍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入20世纪，书籍已成为传播知识、科学技术和保存文化的主要工具之一。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播知识信息手段，除了书籍、报刊外，其他工具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但书籍的作用，是其他传播工具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书籍仍然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传播工具。

姓皇甫的是哪里人？

2023年睢县高中录取人数是2775人。

知识拓展：

睢县高级中学，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始建于1940年。1955年以前为“河南省立睢县中学”，属河南省商丘睢县管辖，是省立七所重点中学之一，1955年学校更名为“河南省睢县中学”，属睢县专署文教局管辖。

1960年，改名为“睢县第一中学”，并简称为“睢中”或“睢高”。睢县高级中学现为河南省示范高中，学校设备基本齐全，升学率较高，是豫东教育古校。睢县高级中学现为省示范高中，坐落在在睢州城湖岸边，曾分老校区，新校区，2013年完成拆迁。

学校设有校长办公室、政教处、教务处、教研室、团委、总务处等机构。为了强化管理，增强竞争意识，1996年8月，学校实行了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校长负责制下的全员聘任制。

聘任制的实行，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教育教学质量一年一大步，岁岁上台阶的计划，完成了睢县高级中学的振兴阶段和创办豫东名校的办学目标。

1999年10月，在对原来改革方案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的基础上，校教代会又通过了《睢县高级中学对学生实行德育量化管理的实施方案》，使学校的管理更加合理化、全面化、规范化、科学化。

学校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诸育并重，德育为首”“以章治校”“严谨执教”三个原则。对教师提倡奉献精神、拼搏精神、“三苦”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要求学生“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读书”。

在校园建设中，学校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做好绿化、美化工作，校园面貌日新月异，花园式学校已初具规模。经过多年的努力，睢县高级中学形成了“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校风，“严谨、科学、爱生、互助”的教风，“勤学、善思、尊师、守纪”的学风。

全体教职工正朝着学校管理高层次、师资队伍高水平、育人环境高品位、设施建设高标准、课堂教学高效率、全面发展高质量的“六高”的目标，以崭新的姿态，昂扬的斗志争创国家级示范性高中。

总占地353亩，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的新校区2002年秋季已投入使用，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将在五年内建成集高中、初中、小学及学前教育为一体的豫东教育集团，相信睢县高级中学的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公安局长任长霞是哪的人

姓皇甫的根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2021年全国姓名报告皇甫姓分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除此之外，在下列地区也有：

今四川省泸州市、江苏省的南京市、常熟市、昆山市、淮安市、徐州市丰县，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卢氏县、周口市鹿邑县、焦作市博爱县、新乡市获嘉县、南阳市、商丘市柘城县、商丘市睢县、安阳市林州，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包头市，辽宁省的沈阳市、辽阳市，山东省的济南市、烟台市黄县，广东省的惠州市，黑龙江省。

湖南省的张家界市，河北省的唐山市、石家庄市、邯郸市魏县，山西省的长治市壶关县、原平市(崞县)、高平市、忻州市、阳泉市、运城市盐湖区，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浙江省的杭州市桐庐县、海宁市、桐乡市、宁波市奉化区，陕西省的宝鸡市。

西安市，渭南市白水县，吉林省的长春市、延边市，云南省的保山市、昆明市、曲靖市罗平县、师宗县、陆良县，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韩国的庆尚北道永川市等地，均有皇甫氏族人分布。

皇甫源于姬姓：

源于姬姓，出自西周太师皇甫的后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西周时期，有一著名的太师叫皇甫，亦称皇父。在古代，“甫”与“父”二字通假同用，在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皇甫氏、皇父氏，后有省文简改为单姓皇氏、甫氏者，皆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姬姓皇甫氏、皇父氏、皇氏、甫氏皆尊奉太师皇甫为得姓始祖，且不与子姓皇甫氏合谱。

简述中国古代车发明史

公安局长任长霞是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

任长霞（1964.2.8 - 2004.4.14），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警察界先进人物，曾被作为先进典型，在全国学习。工作期间，被誉为“警界女神警”。她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安危放在心上，解决了十多年积累的控申积案。

2004年4月14日晚8时40分，时任登封市公安局长的任长霞在侦破“1·30”案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0岁。

2004年6月，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试论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

王星光

车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为古代战争的主要装备，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有很大的影响。车的发明及其牵引动力的利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中国的车源自本土

车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东欧地区较早出现了车子。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车，距今约有5500年的历史。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描绘在彩陶钵上的双轮车图形及粘土制车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也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轮车，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间[1]。

与西亚的两河流域相比，中国发现的古车遗存的年代相对较晚，见于报道的没有早过夏代时期。因此，早有西方学者主张中国的古车来源于西亚。我国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2]。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了不少中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从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的形制、系驾方法和马具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区别，论证了中国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差异之处颇大，应出自不同的车制系统。在两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及更外围的地区，车的出现明显地晚于两河流域，而且中国濒临的南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车的出现也比我国殷商时期的车要晚。由此作为反驳中国古车“西来说”的理由[3]。但是关于中国牛车、马车的本土起源的观点还缺乏较具体深人的论证。

笔者是赞同中国的车源于本土的。为此，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进一步地论证。

首先，我国虽然还未发现夏代以前车的遗物，但历史上却流传有许多黄帝时期发明车的传说，其时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这一年代数据恰与西亚出现车的时代大致相当。有关造车的传说连绵不断，除了黄帝外，还有伏羲氏、少昊、尧、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单在车这一个器物上，就集中出现了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这在世界车的发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车系我国的独立发明，古人对此是确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车的不断改进的变化过程。

见于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载主要有：

《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这里把用牛和马牵引的车，归之于黄帝及尧、舜。《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这说明孔子也是主张车是由黄帝或在黄帝时代发明的。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史学家班固也是主张黄帝造车的。

《古史考》：“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东汉的谯周也赞同黄帝造车。

《艺文类聚》：“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太平御览》：“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说明唐宋时的文献中承袭了黄帝造车的观点。

《宋史·舆服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雾，军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车。”

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则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篷而制车。”

从以上的古代文献可知，自先秦到清代，关于黄帝造车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尽管其中也夹杂有奚仲等人造车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对此，清据家毕沅解释道：“《左传》奚仲为车正之官，尔非造车也，《尧典》云‘车服以庸’，则车由来久矣，盖实始于黄帝。”[4]这说明前人对黄帝造车的传说是笃信不移的。不过，合理的解释也许是，黄帝是车的发明者，当时牵引的动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车的改进者或管理者。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器具的制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先决条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特别是琢制而成的轮型器具，应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先驱。黄帝时代大约和仰韶文化时期相当。结合古文献中有关黄帝造车的记述，在距今大约5000年的黄帝时代出现车，是合乎情理的。这与西亚出现早期车的年代也是接近的。

其次，与车的“西来说”相反，无论是早期车的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车的实物遗存，都出现在我国中东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不在西部地区，也不在“有可能”传人中国的北部地区。这与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中国马车“西来说”的传播路线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如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奚仲造车。当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车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马服牛”的记载。据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黄帝活动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动的记载和传说中留下的遗迹更丰富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为有熊。”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宋代罗泌《路史》道：“黄帝开国于有熊，今郑之新郑。”可见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带。奚仲，相传为与夏禹同时的人，居于薛，即今山东省滕州东南；迁于邳，为今山东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于今商丘一带的。今本《竹书纪年》载，“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后，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应在商丘一带活动。这显然是在远离西部、北部的中、东部地区的。

由于受到保存条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还未发现夏代以前的车的遗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有车马器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铃，考古学者推断为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5]。最近，考古学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车辙长5米多，向东西延伸，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6]。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车的遗迹，它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马铃、圆形器、圆泡形器、牌饰、海贝等车马饰物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夏代确已开始使用双轮车。车的遗迹也在偃师商城遗址的东北隅被发现。在该处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层路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发现车辙长14米，车辙轨距约1. 2米。考古学家由此断定，这是商代早期的双轮车子的车辙印痕，是商代早期车在我国使用的见证[7]。这与以前在偃师商城发现的青铜軎可相互验证。在郑州商城也发现有用来铸造车軎的陶范[8]，说明当时车上配件的生产已经批量化。参与偃师商城发掘的考古学者将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的年代确定在早商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时期，如果此说不谬，偃师商城车辙的年代距今约有35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则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间。将二里头文化的车辙及车马器遗物与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奚仲为车正”的记载相联系，可证夏代早已使用了车。夏代车子的考古文献资料尽管不算很早，但却与我国临近国家出土的车的遗存年代相当。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南部的辛达雪塔发现有5座车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在前苏联谢万湖墓葬中出土的双轮马车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苏联的亚美尼亚的拉夏辛发现15辆车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学者主要根据以上材料认为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两河流域与欧洲的“西式马车”后，将其逐步改进为双轮马车，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并由此认为“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西邻的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9]。实际上，若单从年代对比的角度来看，中亚地区车出现的年代与中国夏代车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当。也就是说，在中亚地区出现马车的同时，我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和使用了车。这就很难将中亚车传入中国的过程讲清楚。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和殷代车马坑，为研究我国早期的车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形体的车字。从中可知，殷车已由轴、轮、单辕、衡及双轭构成。有关兵车作战、商王乘车狩猎、用车祭祀和驯服驾车之马的卜辞均较丰富。在属于武丁时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辞中，即已发现使用马车的记录。如：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载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菁》一·一)

“丁卯，王狩敝，（永兄）车马……在车，毕马亦……”(《佚》九八O)

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现车马坑18座，内出殷代车子20辆。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使我们对商代晚期车的结构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这些车子可分为用于代步的乘车和作战用的战车。车子主要由两轮、一轴、一辕、一衡构成，在轴和辕之间安置有长方形车舆，车舆后面有可供上下的车门。衡上有的装饰以铜兽面饰，其两侧各置有轭，用于服马。驾车的马多为两匹，也有的为四匹。在车马坑中，常发现有数量繁多的青铜车饰和马饰，十分精美华丽[10]。这些车子的结构已十分复杂，显示出高超的制造技术。这正说明我国车的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到殷代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

总之，从我国古代文献和流传至今的黄帝时代发明车的传说中，可知我国已有5000多年利用车的历史。这和两河流域出现车的时代相差不远。并且，这些传说丰富生动，可资稽考，代代相传。在我国发现早期车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与“西来说”者认为的车子可能先传人我国西北、北方等边境地区的推测相距甚远，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和缺环。因此，中国的车应是源于本土的。

二、商人是我国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的先民

车是引重致远的交通工具。为了达到引重致远的目的，就要解决车的动力问题，不然，就很难使车的使用得以推广。商族是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尚书·盘庚》记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说商人常常迁徙不定，在立国之前的先商时期，已迁移了8次，立国之后，又迁都5次。商人又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经商也要不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贸易。总之，不管举族的大规模迁徙，还是到各处经商，都离不开交通工具。不然，整个部族的迁徙，男女老幼，浩浩荡荡，各种物资和生活物品，堆积如山，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车辆，这样大规模的迁移，单靠肩扛手提是很难进行的。到远处去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同样也离不开车辆。而古文献中有关商人先祖在“乘马”、“服牛”方面的记载，正与车的制作和改进以及用牲畜挽拉车辆技术的应用有关。

车辆是满足这些需要的重要条件和工具。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驯服并选择用来驾车的牲畜。不难想像，刚一开始，驾车的动物应是种类繁多的，因为商人有极高的驯服动物的本领。《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就连庞大的大象也能驯服，可见商人驯养动物技能的高超。实际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万震《象赞》：“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稀，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形如丘徒。”[11]诗中已认识到大象的“服重致远”功用。除了牛和马之外，后世记载驾车的动物还有鹿、狗、羊等，这说明选择适于驾车的动物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驯服了牛、马，并最终将这两种牲畜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负重致远”的动物，这和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代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多把利用马和牛驾车的技术归功于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

《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

今本《竹书纪年》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唐代杨倞释道：“《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赵(肇)于相土，故日‘作乘马’。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可见，杨倞认为相土又可称为乘杜。现在看来，将杜释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乘”字的解释有些牵强。清代学者王先谦指出：“相、桑，古同声，故借‘桑’为‘相’。”而隶书“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紧接“乘马”，故杨倞误桑为乘[12]。由此看来，乘杜并非相土的别名，而是前人讹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发明用马驾车技术的乘杜应为“桑土”，实际上就是相土。

古人把服牛驾车技术的发明归之于商族先公王亥。

《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为亥。

古本《竹书纪年》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是说王亥将其驯养的牛托寄给有易氏和河国之君。这也说明王亥是驯养牛的高手，并且规模是相当大的，不然不会将驯养、饲养的牛托给两个部族首领来代管。

《吕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应因与亥形相近而误，王氷即是王亥。[13]

《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易经·大壮》和《楚辞·天问》等文献中都重复记载了这个故事，说明先秦时期王亥牧牛及驯牛驾车的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着极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达50头。王国维先生指出，卜辞中对于王亥，“乃祭礼之最隆者”。并且认为，“然则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14]。这是说，因为王亥是畜牧业及牛车的创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

实际上，在王亥之前，还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与畜牧有关。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曹即为饲喂牲畜的槽。圉的本义为养马的圈牢。《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牛有牧。”杜预注道：“养马曰圉。”《说文解字》释圉道：“一曰：圉人，掌马者。”养马人称圉，应与用牢圈养马有关，曹圉的得名也应当与他从事过养马的经历有关，或者说与他以槽牢从事养牲畜的活动有关[15]。曹圉也应该是在畜牧业上作出相当成就的人。

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

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

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

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

从1990年开始，以张光直先生和中方领队率领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始对商丘地区进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他们采用先进的手段和方法，开展了对商丘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发掘了商丘县潘庙、虞城县马庄和柘城县山台寺遗址，出土了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东周文化直到汉代文化的丰富遗存。其中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对探寻先商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发现有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子。在这排房子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略呈圆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头整牛和一个鹿头。对此，张长寿和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联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大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条牛，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们还指出：“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广泛深人的研究，它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们从整牛祭祀坑，联想到发明服牛驾车技术的商祖王亥，进而推断出商丘地区与先商文明的密切联系。尽管目前的考古材料还有一定的缺环，并且有些学者对商丘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性质还存有疑义。但是，如果把文献记载和商丘地区的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察，两位张先生的推论应是很有道理的。

三、结语

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关车的发明的记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考古学上也提供有较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中国的车是起源于本土的。

商人具有善于迁徙和乐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车的制作及用牛、马驾车上有重要贡献。这也同时说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车、马车驾御技术并加以推广的部族。

商丘地区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寻先商文明的理想区域。商丘所处的广袤无垠的黄淮大平原，为牛、马等牲畜的放牧驯养和人们的驾车训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这里也应是我国马车和牛车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广泛传播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当然，关于中国车是源于本土还是由域外传入的问题，目前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国牛车和马车本土起源说的论著中，由于没有将车的发明及应用与具体的早期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又缺乏对马(牛)车使用和推广地域的专门论证，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一论点可靠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补阙，指出先商时期商人在牛车及马车的利用和推广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商族人活动的辽阔的豫东平原则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广牛车及马车的中心区域。当然，这只是为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点新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考古学上发现更早和更丰富的有关车的遗存。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