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希腊神话读书笔记?

2.古希腊美术的文化繁荣主要因素

3.古代希腊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有何不同?

古希腊神话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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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读了古希腊神话,大家的笔记都怎么写?来看看我精心为你整理,希望你有所收获。

篇一

古希腊时代是出于童年时期的人类诗意地构筑美丽神话的时代,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神话是民族的梦。”而古希腊神话便是那世界古典文明中璀璨耀眼的一颗星星。施瓦布写的这部神话,以丰富的想象和鲜活生动的情节,把我带入了古老的希腊,走进了爱琴海文明,让我比较系统完善的了解了古希腊的神话谱系。说句老实话,因为我对神话这些东西没有多大的兴趣,在起初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自己是被自己逼迫著看的,可读到后来,我不得不说我被各种各样般的故事吸引了。这些故事看起来很有意思,很形象,在这里,我主要是想就个人看完这部书后,结合自己曾经看过的中国神话进行一些比较,谈谈个人的想法和感受。

首先从谱系来看,古希腊神话的谱系是系统的,完善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是谁的儿子女儿等,非常的清楚。宙斯是众神之神,他最为最高的统治者,统治著下面各种各样的神,而且分工明确,血缘关系也相当清楚;而中国神话谱系呢,让我感觉就是一团乱麻,经常把这个人的名字安在那个人的身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神,开天辟地的,女娲,后羿等神,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分工明确的神世界,而且血缘关系也不清楚,经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时常张冠李戴。简单的从这个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思维逻辑方式的不同。

其次从各种神的塑造上来看。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在,他们和普通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懂的喜怒哀乐,有着各种欲望和感情,他们不是完人,也一样有着人的弱点和缺点,如最高统治者宙斯他生性风流,到处沾花惹草。他们也随时随意的到人间,和凡人一起生活,所以,读起来给我们的感觉少了一分威严,而多了一种亲切之感,似乎这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而再看中国神话中的神呢,他们都不食人间烟火,随时随地都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时时刻刻注意这自己的品行和德操,一直生活在天宫中,在天上关注着地下的一切。似乎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性格,他们似乎被一圈又一圈的光环围绕着,让我感觉遥不可及。

古希腊神话中,在对各种神进行塑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人性,是以人为本的,各种神都被赋予了人性的弱点,让我们感觉这些神是被世俗化的。而中国神话中的神呢,是被道德化圣贤化的,他们在追求一种更高的道德境界,对自己创造的神寄托著自己的希望,将他们完美化。所以,在我看来,古希腊神话是将神人化,而中国神话是将人神化。

再次,从世代沿袭来说,希腊神话中的后代是通过革命,造反来获的权利和王位的,他们是一代代推翻夺权,为了夺得权利,可以杀掉自己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种反抗的意识;而看中国神话中呢,有一种非常典型的正统性原则,都是通过各种禅让,让贤夺得王权,很多的时候是一种自我肯定。两者有着不同的人生观,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在做事情的,甚至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众神之剑可以吵的不可开交,神似乎和人没有多大区别了,从中透露出了以人为本的倾向;而中国神话中的神他们大多都是以大局为重,都是为百姓大众着想,也许这就和中国的传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络,什么都是以民为本,从整体考虑吧!可是,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那些所谓的神仙王母,在何时又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民众考虑谋幸福呢?

以上是我读完这部书后,对于中西神话的一些个人思考和感悟。其实,我们不难从书中发现,希腊神话中还有一样没有出场的东西,却是统治著这一切的最高主宰者,那就是--命运。从很多故事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对命运的反抗,他们不屈服于命运,不安于命运,有时候甚至为了逃脱这种既定的命运而恰恰却陷入了这命运之网中。古希腊的众神都威力无穷,却始终被命运的纺锤牵制着。我想通过这些神话故事,通过这些众神,想告诉我们的是,命运对于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我们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但又可以在命运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去改变世界和自己的人生,去挑战着不可知的命运,在挣扎中展现出独立不羁、艰苦卓绝的精神和蓬勃的生命力。 也许这才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吧!

篇二

希腊神话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神的故事,一类是英雄传。

以宙斯为首的新神居住在希腊最高的奥林波斯山上,这一新的神界体系又叫做奥林普斯神统。人类产生的时间则是在奥林波斯神统建立之后。英雄传说起源于祖先崇拜,形成於氏族社会兴起之后,是对于远古的历史、社会和人向自然作斗争等的回忆。

神的人化,人的神化,是希腊神话的一大特点。

这些神不仅在外貌上与人相似或半人半神,而且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常常跑到人间同美貌的男女谈情说爱,风流韵事不断,同时爱嫉妒***赫拉与赫剌克勒斯***,爱虚荣,有时在道德上还不如常人。他们总是参与人间的和矛盾,或者在人间制造事端***宙斯报复普罗米修斯 潘德拉的盒子,金苹果与特洛伊之战***

传说中的英雄多是神与人的后代,体魄强健,足智多谋,力大无穷而英勇绝伦,品德高尚,是神话了的人。他们历经艰险,为民除害,代表着全希腊民族的力量、智慧和理想,其个人则是各著名氏族、部落以及后来的城邦的创始人,受到后人的崇拜。在他们中间,较为著名的有为民除害、立下了十二件大功的赫拉克勒斯,脚蹬飞鞋到远方力斩能把人变成石头的女妖墨杜萨的珀尔修斯,毅然去米诺斯迷宫去击杀吞食童男童女的米诺斯牛的提修斯,历经艰辛去寻取金羊毛的伊阿宋和“阿耳戈”号船上的诸位英雄,英勇抗争却逃不过杀父娶母厄运的俄狄浦斯王,以及参加了特洛伊战争的诸位英雄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奥德修等。

篇三

人们从皮洛斯发掘的陶碑上看到,希腊人在公元前13世纪时就已经熟悉狄俄尼索斯节。自然,酒神在荷马史诗中尚不占有起眼的地位,这也许是跟君主和武士宗教不能相互适应和配合的缘故。直到公元8世纪,古老的贵族世界崩溃以后,色雷斯地区才掀起崇拜狄俄尼索斯酒神的节日活动。……狄俄尼索斯节日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折,最后才成为全希腊的一种宗教信仰。

……人们对信仰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们从无限而又无法满足的渴望中又迸发出一种宗教方式。这类方式以色雷斯的神话般的歌手俄耳甫斯命名,称作俄耳甫斯教派。这里没有激烈的狄俄尼索斯的狂欢活动,却有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强烈要求内心纯洁的神秘教义。人们似乎听到了来世的法庭审判,看到灵魂摆脱各类罪孽、摆脱惩罚的转变进城。他们相信,由于灵魂是雅典娜吹上一口神气所形成的,因此灵魂自身也是神祗般的,而躯体只是灵魂的监狱。

天和地被创造出来,大海破浪起伏,拍击海岸。鱼儿在水里嬉戏,鸟儿在空中歌唱。大地上动物成群,但还没有一个具有灵魂的、能够主宰周围世界的高阶生物。这是普罗米修斯降生了,他是被宙斯放逐的古老的神祗族的后裔,是地母该亚与乌拉诺斯所生的伊阿佩托斯的儿子。他聪慧而睿智,知道天神的蕴藏在泥土中,于是他捧起泥土,用河水把它沾溼调和起来,按照世界的主宰,即天神的模样,捏成人形。为了给这个泥人以生命,他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了善与恶两种性格,将它们封进人的胸膛里。在天神中,他有一个女友,即智慧女神雅典娜;她惊叹这提坦神之子的创造物,于是便朝具有一般灵魂的泥人吹起了神气,使它获得了灵性。

古希腊美术的文化繁荣主要因素

古希腊文明繁荣的原因

内容提要公元前5世纪,国土相对狭小贫瘠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腾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归结于古希腊民族在其历史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关 键 词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创新精神/社会机理

正 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曾指出:“一个没有更新之术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保国之方的国家。”[1]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当古希腊世界仍处于榛莽之时,其邻近的西亚、北非地区早已建立起了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农业文明国家。然而,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远远超出了前者。国土相对狭小贫瘠的希腊世界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历史腾飞,固然与古希腊民族善于汲取邻近地区和民族先进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有着密切联系,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应归结于他们在本民族文明创建过程中培植与聚构的超越创新的主体自觉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任何意欲求发展、图自强的国家和民族,都能在古希腊民族文明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寻到可资借鉴的价值比较坐标并以此自勉。本文试图通过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吸纳继承、创新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视角,透示古希腊文明所包含的创新精神传统及其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众所周知,西方史学导源于古代希腊,但从世界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古希腊人却并不是历史记录的首创者。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巴比伦等一些东方文明古国就产生过一些记载君主家谱世系和王国宗教事务的简单历史记录,如古埃及的巴勒摩石碑、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王表等。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新王国、古巴比伦、赫梯和亚述等诸东方古国还产生了最早的纪年史,这些刻在宫殿和庙宇墙壁上、圆柱型陶器或纪念碑上的年代纪,记叙的内容大都是君主与神明的关系、君主在战争或中的赫赫战功以及王宫辉煌的建筑成就等。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古犹太人《旧约圣经》虽可称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古犹太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风貌的文化汇编集,但其内容主要是古犹太人的宗教神话传说、王家编年史、律法书、文学作品和先知们的言论等,这些记载往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纪一样,其间充斥着大量荒诞不经的神学臆想成分。显然,无论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赫梯的年代纪,还是犹太人的《旧约全书》,都缺乏一种历史批判主义精神,它们大体上仍属于神权历史的范畴,因而只能说是希腊史学发轫前的历史序曲。

古希腊史学的最初发端源于神话传说与史诗,它们体现了古希腊人原始历史意识的萌动,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史诗无疑是其中最富文化原创力的部分,它是在人类贫弱的理性尚未能够自觉驾驭社会的时代条件下,以高度的诗性智慧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人对当时自然和社会历史状况的一种感觉、想象和记忆,即如维科所说:“在人类还那样贫弱的时代情况下,各族人民几乎只有肉体而没有反思能力,在看到个别具体事物时必须浑身都是生动的感觉,用强烈的想象去领会和放大那些事物,用尖锐的巧智把它们归到想象性的人类概念中去,用坚强的记忆把它们保存住。”[2]然而这种粗疏稚嫩的历史想象和记忆并不可能构成真正的历史著述。无论是行吟诗人还是痴迷的听众,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诸神与英雄们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至于这些故事发生在何时,是否按照历史的时序来叙述,则是无关紧要的。公元前8—7世纪,赫西阿德的长篇叙事诗《工作与时日》则尝试运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抨击和揭露当时社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黑暗现实,勾画了人类社会由黄金、白银、黄铜、英雄和黑铁等五个时代循环倒退的历史变迁图示,展示了上古时代希腊人朦胧的“规律”和“时序”观念,即历史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获得了某种连续性和方向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观念上的某种进步。但赫西阿德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和揭露,与其说是在宣扬一种历史循环倒退理论,不如说是对公道、正义的道德原则的申述,在他看来,历史的变迁本质上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最高的正义者是万能的宙斯。赫西阿德在神性历史观方面并没有超出荷马史诗,所不同的是他为当时以及后来人提供了理解历史发展变迁的“德手册”。[3]

公元前5世纪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的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则标志着人类的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世俗的或人类的历史。绵亘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49年),使希腊人的历史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激发了他们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兴趣;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希腊诸城邦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最终打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使希腊人真切认识到拯救希腊的是人而不是神;希波战争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奴隶制政治、经济为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学派及后来的阿那克萨果拉、德谟克利特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理性思潮的崛起对希腊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理性相对觉醒的新时代,希罗多德以其鲜明的个性创新意识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构建,历史著述从此不再是大量充斥着祭司巫祝预言、咒语的神性文本,亦不再是反映诗人与文学家浪漫主义意趣情怀的文墨诗篇,而成了有关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

由自发的历史意识上升到完全自觉的历史意识(史学形成),自有其客观的规定性,即:它的对象必须是过去,它的形式应有连续性的时间框架、明白的空间位置,它的内涵必须是真实的人物及其活动,它的目的必须是对真实过去和已消失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的揭示。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缘起,标志着西方史学无论在任务功能、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编撰体例等方面,都初步发展完善了自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内在客观规定性,从而实现了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创新飞跃。盖缘于此,柏里才不无犀利地指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实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4]概言之,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性地确立了史学“保存功业”与“垂训后世”的任务与功能。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绪言中即开宗明义地申明,写史“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5]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最大的功业莫过于希腊历史转折时期沧海横流、风云变幻的历史本身,而考察历史上的和人物,不仅是为了再现英雄主义的荣光和唤起对悠久传统的意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垂训后世。希罗多德与其同时代的希腊人一样,认为社会的兴衰治乱是同人们的道德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特别重视历史的道德评判作用。这一认知倾向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他认为像贪婪无度的克洛伊索斯、骄横不可一世的大流世和薛西斯,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将兵败身亡,而贤明智慧的梭伦、勇敢杀敌战死沙场的斯巴达王等,将永为后世所景仰。

其次,实现了由神性史观向人本史观的历史性飞跃。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下分离出来,以批判精神记载人类的伟大功业而不是用虔诚的笔调记载神明的恩赐,这是希罗多德之于史学发展的突出贡献。柯林武德曾指出:“历史学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是人文主义的,而与神话的或神权的都不相同。”[6]以希波战争为例,对于希腊人最后获胜的原因,希罗多德摒弃了神秘主义的认知倾向,把它归之为希腊装备精良、纪律严明、行动敏捷、领导有方以及处于防御优势的结果。在希罗多德看来,命运与神是有区别的,神只是命运的传递者和力量的执行者。尽管《历史》中还或多或少存有神示、灵光、朕兆等神性先验遗痕,而且在解释某些历史发生的因果关系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天命观念,但天命的体现者神灵和命运最多只是希罗多德在说明人们一定活动的终极解释,通常他更重视纯粹世俗的原因,如英雄人物的意志和行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道德和民风的优劣、历史的根源等一系列具体的因素,在他的史著中天命事实上服从于历史,而不是历史依附于天命。

再次,创造性地运用了理性批判的史学研究方法。希罗多德从“保存功业”和“垂训后世”的历史功用出发,认为史家在记录和撰写历史时,应当力求真实、客观,秉笔直书,既不轻信传说,更不党同伐异,只有这样,历史才能起到惩恶扬善、教育后人的作用。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史料的搜集可谓是宏富的,但他并非不辨真伪的兼收并蓄,而是认真考证,予以取舍,以求保存信史;在史学著述的方法上,希罗多德实现了对联想和神喻等传统史诗创作手法的扬弃,转而注重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与逻辑概括。汤普森曾对希罗多德的理性批判方法这样评述:“下列都是希罗多德构思出来的:历史不只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互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一性和连贯性的存在;历史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7]希罗多德以理性批判的精神和态度,致力于历史真知的探求,其行为实践应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无疑需要极大的实践勇气和强烈的个性创新意识作支持。对此汤普森赞叹道:“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希罗多德有些轻信,但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8]

第四,开创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先河。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却不仅仅只涉及古希腊人方寸之地的历史,而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的历史,除希腊本土之外,它还涉及到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区,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风貌,它俨然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记述了当时各地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名胜古迹等等。史家狄奥尼修斯曾感慨地指出:“希罗多德把历史提到更高的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在一起。”[9]正是基于希罗多德独特的世界眼光和对东方文化表现出一视同仁的睿智和态度的认识,巴恩斯才不无肯定地说:“希罗多德首先发现了文化史之意义。”[10]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社会文化史概念的近代内涵,而从广义上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确应是西方最早的文化史著述,只是希罗多德这种文化史的传统后来由于修昔底德政治军事史学被确立为西方史学的正统地位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埋没了,直到18世纪伏尔泰等人倡导“文化史观”,才又重新提出了“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

最后,发展完善了史学新的编纂体例——历史叙述体。希罗多德的《历史》首次使史学著述实现了从诗歌的韵文体到散文叙述体的历史飞跃,纵观9卷本的《历史》,它既始终以希波战争为主题而保持着一种比较紧凑清晰的逻辑脉胳,同时又恰当运用史诗和戏剧变换时空的手法,以晓畅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的史事情节,把多种多样的体裁镶嵌到一幅具有使人惊异的艺术感情和艺术节拍的和谐图画中,从而构成了一部历史真实性与思想艺术性高度结合的鸿篇巨著。卢里叶认为,《历史》“把严肃的科学内容跟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达方法结合到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由散文写成的史诗。”[11]历史叙述体由《历史》首创,以后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又进一步把编年体与叙述体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西方传统史学的正宗体例。

希罗多德理性批判史学的勃兴不过是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繁荣创新之斑斓图景中的微缩特写,但它从一个侧面生动折射了古希腊文明不甘因循墨守、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生命律动。然而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机制为前提,即如恩格斯所说:“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2]古希腊文明之所以展现出繁荣创新的勃勃生机,自有其深厚广博的内在社会文化机理。

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及其孕育之公民精神为文明的超越创新开拓了广阔的自由空间。古希腊城邦区别于古代东方早期国家形态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城邦的统治权不是归于一个特定阶级,而是归于由占有数量不等私有财产的公民组成的公民集体,虽然富有的公民在公民集体中会占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优势,但他们却不能脱离公民集体而实行单独的统治,他们必须或多或少地和由平民组成的大多数分享,公民的集体统治是城邦的精髓,其集中体现就是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这种民主政治,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任何形式的独裁倾向,如十将员会、贝壳放逐法、公民陪审团等,城邦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提交到公民大会上由公民通过集体辩论和投票来解决,另一方面又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保证城邦所有公民能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古希腊文化繁荣的主要创造者——自由公民中的平民阶层来说,他们不再象东方专制国家的平民那样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是作为对城邦利益负有义务和责任的主人角色参与国家的各项建设。随着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热情的提高,知识、价值观和思想技巧也逐渐由以前的秘传转而成为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广泛自觉的城邦公民精神的培植和有效激发,可以说是古希腊文明不断超越创新的坚实群众基础和不竭动力源泉。希罗多德著述《历史》即是这种公民精神的真实体现,他著述《历史》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授意或支持,而是纯粹出于公民对本国光荣历史、杰出英雄人物的宣传表彰和教育、凝聚公民社会的责任义务。

古希腊城邦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文明创新的深厚社会文化底蕴。古希腊文明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文化的多元发展,无论在哲学、文学、史学领域,还是建筑、艺术、科学领域,它都堪称后世的楷模。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在哲学中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3]这种多元性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希腊人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各个文化艺术门类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希腊古典史学的繁荣发展则深刻体现了这一原则。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当希腊人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理沿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而渴求真实的多样化的解释时,这种社会文化需求就会自觉推动若干史家对他们力所能及的领域展开研究。不同的历史认识主体基于多样化的社会精神文化需求而展开的多层面、深广度研究,无疑孕育了史学等各文化艺术门类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繁荣景象。诚如丹纳所说:“时代的需要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了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14]

相对淡薄的泛神论宗教观念为思想自由和文化创新开辟了有利的认知空间。著名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指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重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5]浓郁的人本主义观念意识使希腊人在宗教的问题上相比较于东方国家就显得较为淡薄,神人同形同性的多神信仰一直是希腊人主要的信仰形式,这就避免了东方国家一神教那种大一统的精神束缚,而且泛神论的古代宗教在希腊并不是压抑人的因素,相反它构成了古希腊人半世俗半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并常常促进人间的欢乐。这种半世俗半神性的宗教观念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中,即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思想自由意识和旺盛的超越创新追求,他们往往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明知命运和神灵的可怕,但是仍敢于向其挑战。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古犹太人的《旧约全书》基本上可谓是同时代的,但由于两者所处的不同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对传说与神话研究整理的目的和结果上的不同,前者以理性批判的精神致力于对人类以往真实历史的探寻,进而创立了史学,后者则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和目的出发,旨在证明一神崇拜的合理性,于是完善了宗教。当然宗教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仍拥有道德的、信仰的、预卜的功能,影响着希腊人思考和认识世界的能力,但这种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它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人。

古希腊“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和谦虚学习态度促进了外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汇。任何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赖于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谦虚学习和继承,在这一点上聪慧的古希腊人可谓是深得要旨。如丹皮尔所观察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对它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16]从《历史》中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在对待与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始终能一视同仁而不存在任何偏见,认为各民族之间应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从古老的东方汲取一切营养,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他总是对东方的“舶来品”感到神往。开放政策还吸引了大批富有才智的外邦人来到希腊,雅典一度成为各方文人才俊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17]这些外邦的学者文人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为雅典文化繁盛与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古希腊富于探索冒险、开拓进取的民族特性契合于文明创新的内在要求。民族特性与民族文化发展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但从历史发展的线性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同性来看,由于民族特性的形成主要受制于该民族所生活的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条件下所产生之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的特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则又丰富了民族特性的内容。古希腊邻近爱琴海、地中海,岛屿众多,海岸线曲折,独特的地理环境把古希腊人引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公元前5世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雅典的制陶、皮革、酿酒、榨油、造船等工业名扬地中海世界。以发展海外贸易、抢占国外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发展不仅为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培植和熏陶了古希腊民族勇于探索冒险、勤于开拓进取的民族气质秉赋。这种极富个性的民族品格,使古希腊人不再轻易满足于对外部世界静态化的既有认知,反而表现出对自然奥秘和人生真谛的不断系统化逻辑思考和认知创新。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指民族精神或特性——作者注)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批判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围里——和作为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这就是它的工作——这就是这个民族。各民族都是以它的事业造成的。”

古代希腊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有何不同?

众所周知,古希腊是西方哲学史的源头,换句话说也是世界文明史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苏格拉底,尼 伊壁鸠鲁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令人敬仰的哲学大师,正是他们的理论奠定了古希腊的哲学光辉灿烂的时代。标定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比如希腊的人体雕塑至今仍然是人类形体美无可企及的标本 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世界坐标。在小小的克里特岛上,诞生了写荷马史诗的大师荷马。他的来去标志了世界史的一个里程。

雅典宪法广场上的士兵换岗仪式

可惜,现在的希腊,贫穷而且有点荒凉,文明古国的子孙神闲而气定。强悍的祖先留下的宏图大业如今只落得断垣残柱,一场悲凉。古迹因为空虚而甚感孤单。

人类最初的文明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形成后,地中海东部地区便在此两大东方文明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新的文明中心此起彼出,蔚为壮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爱琴文明。

火树银花奥运开幕式

为甚么古希腊的遗留文物中会出现中国特有的青铜器呢?是中国的文明向爱情海地区也就是地中海地区流传还是那里的文明传到中国。根据我的判断,因为古埃及文明在两河流域有辉煌发展,在地中海爱琴海逐渐传播,影响到了恒河流域。就其地理位置看,爱琴海处于地中海东部的西北隅,东接小亚细亚,西连希腊半岛,南与埃及、利比亚隔海相望。在历史传统上,爱琴海与希腊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爱琴文明形成后,爱琴海与希腊遂组成统一的文化区,此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古希腊文化区,它是西方文明的源泉。,爱琴海文明向东方古老的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发展,借助于佛教流传,到达恒河流域,而我们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比如西游记唐僧西天取经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妇孺皆知的史话。我们的青铜文化起于公元初年左右,但是爱琴海青铜器文化已经有3000余年。所以,爱琴文明又称青铜器文明。我国的青铜器相对来讲可以说是借势传播。

米克诺斯岛上希腊最古老的教堂

进入铜器时代以后,爱琴海已变成希腊与东方先进文明建立联系的主要通道,他们东航经叙利亚而接触巴比伦文明,从爱琴海南边最大岛屿克里特往南往东,也很容易到达埃及。这两大文明古国和其他东方文明民族都使爱琴文明和日后的希腊文明得以丰富和发展,使他们能在自己的文化创造上取得卓越成就。

爱海诸岛的东部希腊由于最靠近东方,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也有得风气之先的优势。爱琴海的最大岛屿,也是爱琴文明的最大中心,却是处于海域最南端的克里特岛,它如长船般横列于希腊与北非之间,东西长约250公里,首邑大城皆集中于此;位置优越,海运方便,成为南连埃及、北通希腊的枢纽。

南希腊在地理上又别称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东北端的迈锡尼在爱琴文明后期代克里特而起,地位非常重要。

古希腊的文明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据今天已经9000多年,当时用的燧石取火,女神像至今在岛上还有散布。他的早期青铜器时代是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 ,当时主要用于武器和雕像的功能。在克里特岛上的全面推广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证明距今4500年前。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埃及古文化面前只能甘拜下风,但是在希腊文明史就其年代来讲可以相提并论,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我国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

中国的夏朝 (前2070)就有了菱纹鼎 和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眼熟的爵杯,证明我们也有4000年的青铜器文化。在商朝,青铜器的文明发展到巅峰状态,现存我国台湾故宫的西周 毛公鼎 是我国青铜器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可以算是我们故宫(台湾)的镇馆之宝。

古希腊的克里特岛林木茂密,东部平原适于农耕,农业以种植谷物、橄榄、葡萄为主,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成就还有工商业和航海贸易。它的手工产品以精巧秀丽著称,铜器和金银制作的日用品和工艺品皆相当精美。陶器尤为杰出,现在还存于世的彩陶,秀巧可爱,彩绘优雅,被公认为古代世界最精美的彩陶。它的造船业也很发达,商船来往地中海各地,还有相当数量的海军舰只,成为各城市的主要防卫力量,因此克里特的城市和王宫都不设置厚墙高垒,与其他古代文明之重视城防建筑完全异趣。

克里特以其农工产品和地中海各地广作贸易,和埃及的联系尤为密切,所用黄金、象牙、皂石印章和高级奢侈品大都得自埃及。在古王宫时期,埃及中王国第12王朝的文物曾流传于克里特,埃及影响亦普见于爱琴文明的各方面。工商业和海运的发达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兴旺,这是和日后的希腊文明共有的特色。共同的繁荣是促使文明向外面输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如果断言说,是中国青铜器向地中海地区输出是不全面的,因为中国的青铜器发展年代比起古希腊的青铜器年代要晚得多。

这般优闲的气韵与生俱来---游客在米克诺斯岛上的天堂海滩(世界最有名的海滩)

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希腊地区就开始了迈锡尼文明时代,迈锡尼人和克里特的米诺斯人不是同一民族,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是从欧洲内陆由北而南进入希腊的。迈锡尼统治克里特后,既承袭了克里特掌握的爱琴海商业贸易网的控制权,也全面吸收了克里特文明的遗产。到公元前1300年,迈锡尼文化达到巅峰状态。

如果你翻开古希腊历史的典籍,或是到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古希腊文明展览上看看展览,大幅照片所拍摄的古希腊遗留下来的巨大断柱,城堡,都是当时迈锡尼文化的产物。迈锡尼强悍之后开始攻城掠地,四处侵扰,耗费了大量国力,公元前1200年,开始衰败,其中很有名的一仗 ;特洛伊之战,现在还是许多军事上的教典。

当时希腊同盟向富裕城市特洛伊发动攻击,打了十余年之久,最后希腊联军虽攻下特洛耶城,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得胜的希腊各国(以迈锡尼为首)无不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终于摆脱不了“黄雀在后”的厄运:希腊各国一直难以恢复,便为北方的多利亚人提供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南下,攻城掠地,逐步征服雅典而外的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各国,宣告了迈锡尼文明的灭亡。同期诞生了盲诗人荷马,他根据特洛伊之战---我们都知道的典故 特洛伊木马 写下了千古名篇 荷马史诗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实际上是特洛伊战争以来数百年希腊民间文学的结晶。

文明故国的许多辉煌现在成为废墟,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许多朋友在思考为甚么文明古国在被奴役之后往往比其他被奴役的地方更加荒凉,我的朋友丁文先生(Dala.Ting 法国庞巴迪国际集团亚洲高级购主管经理)曾经非常郑重其事的向我发问,一时使我愕然。

如今希腊的文明,已经远远落在世界文明之后,这个国度的文明后裔依然保持那种优闲不紧不慢的习惯,这种习惯又让很多人不习惯,在希腊赶工修建奥运体育馆工程中我们可见一斑,我的朋友穆先生随着中央电视台转播大军浩浩荡荡开进雅典后,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开幕前天还有许多工人紧张施工。现场零乱不堪,就象国内的某个展览开幕的前夜一样,这使得很多人为他们操心,事实上希腊到后来赶工确实多付了许多加班费,在紧张的加班期间,工人们每天下午的3个小时午睡时间依然要得到保障,证明了这个不经不慢的民族确实有些气定神闲。倒是把奥委会的罗格急得一脑门子汗。我想,这种作风早已成为他们一种生态的渗透,习惯的遗传。让我想起一句话;每临大事有静气,比较合适形容他们,还是希腊人有这般气度。

无论如何,文明是让人尊重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几千年的过去。如果文明能够进步当然更好。比如希腊就会让人敬畏,当然现在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