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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言起源什么时候

2.麦田怪圈之谜到底解开了吗？

3.中国古代的“普通话”究竟怎样的？

4.关于阿勒泰地区年推行税控装置工作的报告

5.五寨生源地贷款学生在线系统

方言起源什么时候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

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

，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

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

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

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

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

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

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

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

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

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

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

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

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

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

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

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

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

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

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

中色彩则逐渐淡化。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

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

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

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

话的源头。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

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

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

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

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

，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

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

，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

国的。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五代十国时期，

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

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

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

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

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

———北京。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

，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

，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

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

黑龙江西部。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

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

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

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商朝时期，商完全

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

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

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

大。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

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

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

独得天下之正。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

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

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元明时期，

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

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

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

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

话形成。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

—五莲南—日照东北。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

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秦

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由

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

民族的痕迹。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

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

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

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

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

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

、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

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

—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

康市白河县。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

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

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

语。②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

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

形——华夏语。③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

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雅言

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

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

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

）”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④

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

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

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

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

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

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

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

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

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

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

。⑤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蒙元时出现了中原

之音（河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

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

《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元

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

准音的地位。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

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

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

以后。满清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于是乎，汉民族共同

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中方言东府话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下属商县—洛南—丹凤—

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甘肃宁县；关中方言西府话包括宝

鸡市。关中方言区乃炎帝故地，母系为炎帝属的周族语言即是炎帝语言，炎帝语言与炎黄

融合的夏语近似，又由于地理相近，沟通频繁，所以关中方言与河南方言同属中原官话。

秦陇方言包括陕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定边，陕南的略阳、勉县、南郑、汉中市、城固

、洋县、西乡、汉阴、安康市、平利、旬阳、镇安，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华池、环

县、镇原、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渭河以南的陇西、漳县、武山、甘谷、礼县

、西和、岷县、宕昌、舟曲、武都、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文县（除碧口镇）、临潭

、卓尼，敦煌、河西走廊东端的景泰，青海省的西宁市、湟中、湟源、门源、互助、贵德

、化隆、平安，宁夏省固原市、彭阳、隆德。

陇中方言包括青海省大通、乐都、民和、循化、同仁，宁夏省海原、西吉、泾源，甘肃省

永靖、临夏、和政、广河、康乐、临洮、渭源、定西、会宁、通渭、静宁、庄浪、秦安、

张家川、清水、天水市。历史上长期受氐羌影响，与关中方言有了不同的特点。

南疆方言包括库尔勒、阿克苏、克孜勒苏州、喀什、和田、吐鲁番、伊犁州。

西南官话包括十一片：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十九县市、湖南省西北部、陕西省南

部的留坝—佛坪—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石泉—镇巴—宁强、甘肃省文县碧口镇；泸

州市—宜宾市—乐山市—西昌市、贵州省铜梓—仁怀—沿河—印江、云南省大关—绥江—

水富，内江市—自贡市—仁寿县—富顺县，雅安市—石棉县，云南省西北部下关—剑川—

宾川—洱源—云龙—丽江市；云南西部的大理—保山—潞西；云南省东中部的昆明—昭通

—曲靖—玉溪—楚雄—个旧—开远、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四川省宁南县；贵州省北部

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二十七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

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吉首；贵州省东南部镇远—岑巩—黎平—锦屏—台江、

湖南省靖州—通道；贵州省南部凯里—都匀—贵定县；湖北省北部的襄樊—十堰—丹江口

—老河口—随州；武汉、湖南省临湘县；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广西省以柳州—桂林—

百色—河池为中心的五十六个县市；海南省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三亚市的部分地区

所讲的军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在广水县—安陆县—应城县—黄陂—黄冈市—

鄂州市—蕲春县一线以西以南。

商周秦汉时期，洞庭湖还属于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融合而形成的楚语，永嘉乱后

，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有六万，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

。安史之乱后，十倍于土著的北方移民入洞庭湖北部，冲击、涵化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楚

语，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于江淮官话孤岛

。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方言分界线如下：连云港临洪河口—东海县浦南镇—东海黄川—东

海白塔埠—东海平明—东海房山—东海安峰—新沂黑埠—沭阳阴平（潼阳）—沭阳颜集镇

方圩村—沭阳悦来—宿迁关庙—宿迁丁嘴—泗阳仓集—泗阳屠园—泗洪曹庙—泗洪金锁—

泗洪重岗—泗洪上塘—泗洪峰山南—淮河—凤阳县南—蚌埠市西南—淮河—霍邱县东—金

寨县南。

麦田怪圈之谜到底解开了吗？

经过调查，发现大部分是某些人的恶作剧，但是热衷于此的人还是对此怀有很大的好奇心。然而，不久后在英国汉普郡的Chilbolton天文台附近的麦田里再次发现了两个图案，其中之一是一个脸形，很多人都说很像**电视里外星人的形象。另一个是1974年11月向M13球状星云发射的阿雷西沃信息修改后的图案。

麦田怪圈频繁成为头版新闻，正是这些特征让怪圈疑云重重。如果是人为的，怎样能解释这些现象呢？数字6是关键专家讲述麦田怪圈人造细节

郭教授一直关注国外麦田怪圈的研究进展，他认为，麦田怪圈是一些艺术家在黑暗掩护下制造的杰作。这些人通常选择制造的形状不是最新电脑绘图软件的结果，是他们喜欢的设计和当天早些时候草拟出来的。

这些艺术家的秘密工具不是人们所预料的复杂仪器，而是简单的绳、木板和测量员用的尺。直升机红外线摄影机曾拍摄过麦田怪圈的制作过程，郭教授向记者描述了这个过程。

“制造者拿着工具进入麦田，记得麦田怪圈的第一个特征吗？(No Physical Evidence)，那不是绝对的事实，小心查看可以找到脚印。通常地下十分硬，跟随轨迹，少许脚印会留下,而制造者会说是随后来访者造成的，他们总可以自圆其说。

进入麦田的通道是农作物中的小径。这些小径是农夫用来运送、施肥和收割时走的田间小道。当制造者抵达麦田内预先决定的地点后，其中一人站在中心点，另一个人开始画第一个圆圈，没有在地下钉上任何标记，因为他们不会留下痕迹。

当第一个圆圈完成后，一束小麦不会压平，而是被当作中心点，将来所有量度以这个位置做根据。由于害怕被人听见，于是他们用暗号联络。此时，制造者开始用自制木板压平农作物，制造弯曲图案。

木板有不同尺寸，每块木板两端有孔，让绳索穿过。每位队员拉着绳子一直向前跑，所到之处的小麦被压平，麦田的形状就这样随着设计的形状悄悄发生改变。

这个木板的尺寸造就了复杂编织的图案（Complex Woven Patterns）。然而，所有麦田怪圈都是根据几何原理制作的吗？（Secred Geometry）

郭教授说，那些艺术家们承认对制造单纯的几何图案没有兴趣，关键是轨道（Fram Lines）。6在几何学上是个重要数目，在探察中，不难发现一个细节，主要形状所有圆圈的直径都可以被6除尽。这种运算规律证明了麦田怪圈为何总能形成对称图案。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人为何要制造麦田怪圈呢？

郭教授说：“多年以来，那些怪圈制造者对超感觉都有兴趣，他们合作从事广泛的计划，包括美术和摄影。他们渐渐由传统艺术家变为隐蔽艺术家，合伙去制造麦田怪圈，因为他们认为，麦田圈的美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表达。

由于怪异图案经常在他们家乡附近出现，却没有怎么制造的合理解释，他们最后决定看看人力是否可以做到。他们没有失望，在数小时内便完成图案，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而针对近日的磁场说，郭教授认为并不可信。“如果没有被证明麦田怪圈全是，也并不意味着磁场说成立。不会有足够大的磁场能量制造出那么大的麦田怪圈，同时，磁场不可能引起麦田怪圈规律地形成几何图案。麦田怪圈是故弄玄虚的炒作，追求制造奇迹的结果。”

暂时没有，只有猜想而没有实际的结论

麦田怪圈（在广泛地域里神秘产生的大型图案）

麦田怪圈（Crop Circle），是指在麦田或其它田地上，透过某种未知力量（有极少数怪圈是人类所为）把农作物压平而产生出来的几何图案。这个神秘现象有时被人们称之为“Crop Formation” ?。

麦田怪圈的出现给了对支持外星人存在论的人们多种看法。怪圈中的作物“平顺倒塌”方式以及植物茎节点的烧焦痕迹并不是人力压平所能做到，也有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试图用自制设备反向复制此一现象但依然未能达成，至今仍然没有解释该现象是何种设备或做法能够达到。

麦田怪圈[1]?是在麦田或其他农田上，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把农作物压平，产生出的几何图案[3]?。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人在汉普郡和威斯特一带屡屡发现怪圈，而且大多是在麦田里，所以正式将它命名为“麦田怪圈”。

30多年来，科学界对怪圈是如何形成的一直存在争议，关于它的成因，世人也有多种看法。

人为形成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麦田怪圈只是某些人的恶作剧。英国科学家安德鲁经过长达17年的调查研究认为，麦田怪圈有80%属于人为制造。

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提出的“萨根悖论”认为，如果存在许多地外文明，那么我们的文明一定非常普通，地外文明就不必要定期来访问我们；如果说外星人、智慧生命是很不普遍的，那么在宇宙中我们这个地球就显得很不突出，因为其他文明要发现我们的可能性非常小。

麦田怪圈(5张)

历史上曾经有人出面承认过，麦田怪圈是他们干的。1991年9月，英国人道格·鲍尔（Doug Bower）和戴维·车利（Dave Chorley）宣布，从1978年到1991年的麦田圈都是他们干的，并当场做了表演。这被称为“道格和戴维”事件。人为制作麦田圈的视频网上也有，曾经有人在白天耗时5小时制作了一个麦田圈。

据说，在英国，麦田怪圈经常出现的地方，很多成了热门的旅游点，每年为当地带来数亿美元的收入。一些人认为，麦田圈是英国政府偷偷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

人为说一般认为，麦田圈是用木板压成的。木板两头系上绳子形成圈套，在制作时，一脚踩在木板上拖动木板压倒麦子，并拉着细绳与圆心保持固定的距离，逐渐就可以形成一个圆圈。为了便于制造，主要形状所有圆圈的直径都可以被除尽。以前曾经出现过制作麦田圈被当场抓获的事情，制作者使用的就是这种工具。

外星制造

很多人相信，麦田怪圈大多是在一夜之间形成，很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

不同形状的麦田怪圈(27张)

据说，很多出现麦田怪圈的地方也会出现UFO。目击UFO制作麦田圈的人数已经有十几人，他们说，UFO制作麦田圈往往只用十几秒的时间。因此，有人认为麦田怪圈是地球以外高智慧生命体留下的记号。

人为的麦田圈大多制作得非常粗糙。如图是2007年8月1日麦田圈与2013年7月6日人为仿制的圈的对比。

在很多麦田圈里，麦秆折弯处会出现节点，是结构改变导致弯曲，且弯曲后作物还能正常生长。人为用木板压制麦田圈的方法无法产生这一现象。

很多麦田圈当年对土壤产生了某些深层次的影响，从而对第二年该麦田区域的作物生长继续产生影响，以至于在航拍或卫星拍摄时可以看出部分麦田圈轮廓，这一现象被称为“幽灵麦田圈”，这也是人类所办不到的。

2005.7.24 英国麦圈在次年留下的“幽灵”

在极端天气下也有可能出现麦田圈。2013年7月29日，荷兰Stadskanaal下了一夜的雷雨，头一天傍晚Klundert夫人在麦田对面的一个公寓楼里拍摄了一张照片。第二天雨过天晴，她就发现那个地方有几个麦田圈在那里，于是又拍摄了一张。

此外，描绘外星人外形的麦田圈也不少。其中最复杂的当属2002年8月15日在阿雷西博天文台

附近出现的一个麦田圈。该麦田圈倒伏的麦子分很多高度，有从根部弯折的，也有从中间弯折的，也有从头部弯折的，这样构成了深深浅浅的明暗色阶，人力几乎无法完成。

至于外星人如何制造麦田圈，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麦田圈是“印”上去的，如图是打偏了的麦田圈；另一种说法是，制作者是有智慧的，而不是智能机器。他们用“带状飞镖”制作麦田圈，如图“辅助线”支持这种说法。

典型的麦田圈，完全没有破坏痕迹，麦秆丝毫无损地在被压下而改变方向（并非践踏或机械屈曲而成），麦田圈和周围的土地上有一些人眼无法看到的磁性小粒，分布均匀，离怪圈越远颗粒越少；麦秆像分层编织：顺或逆时计针方向间隔倒下，有时多至五层，但每粒谷仍像精致安排的一般秩序井然；图形以精确的计算绘画；无论图形多么复杂、工程多么浩大，它们都是一夜造就；并且，形成过程无人目击。

自然形成

也有人认为，麦田圈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成因还未被人类发现。就像雷电，古时候人类也是以为是雷神电母做的。

对于麦田圈中经常出现人文信息的现象，他们认为这只是人们“先入为主”造成的错觉。

龙卷风说

从有关记载来看，麦田怪圈出现最

多的季节是在夏天，有人认为，夏季天气变化无常，龙卷风是造成怪圈的主要原因。很多麦田怪圈出现在山边或离山六七公里的地方，这种地方很容易形成龙卷风。也有气象学家提出：大量尘埃包含在陆地上生成的小型龙卷风中，在风的作用下，尘埃与空气剧烈摩擦产生静电荷。神秘怪圈就是在带有静电荷的小型龙卷风的作用下产生的。

磁场说

有专家认为，磁场中有一种神奇的移动力，可产生一股电流，使农作物“平躺”在地面上。美国专家杰弗里·威尔逊研究了130多个麦田怪圈，发现90%的怪圈附近都有连接高压电线的变压器，方圆270米内都有一个水池。由于接受灌溉，麦田底部的土壤释放出的离子会产生负电，与高压电线相连的变压器则产生正电，负电和正电碰撞后会产生电磁能，从而击倒小麦形成怪圈。

预告说

一些人相信，麦田怪圈背后有种神秘的力量，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根据这种猜测，有人认为麦田怪圈是“灾难预告”。

高频辐射说

俄地质协会成员斯米尔诺夫决意解开此谜。斯米尔诺夫从麦田里捡了一些荞麦秆，并把它们带回自己的实验室。他把荞麦秆放进微波炉里，然后加入一杯水，在600瓦的高频辐射下，经过12秒钟，荞麦秆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所有试验的麦秆都在节瘤处发生了弯曲，其形状与陶里亚蒂麦田里倒伏的麦秆完全一样。斯米尔诺夫因此得出推断，陶里亚蒂的麦田一定是受到了高频辐射，但哪儿来的高频辐射呢？斯米尔诺夫认为，也许来自地球内部的磁场变化。

俄电工学院的专家阿尔将耶夫的观点与斯米尔诺夫正好相反，他认为高频辐射来自闪电。阿尔将耶夫称，高频辐射使草本植物发生规律性倒伏并不稀罕，50年前他们就在学院的草坪上干过这事。当年，阿尔将耶夫与两名年轻的助手一起在学院的草坪上试验高频设备，当悬在草坪上的高压电缆被接通时，电缆下方的草坪立刻呈顺时针方向倒下，形成一个极其规律的圆圈。阿尔将耶夫解释说，当电缆通电时，草坪被电磁化，此时的草坪相当于电机里的定子，而电缆是转子，在电磁扭力的作用下，草坪上的草便发生扭曲。阿尔将耶夫认为，电缆所产生的电磁现象相当于人造闪电，而大自然的闪电更加奇妙，它会产生更加复杂的电磁场，因而也就可以画出更加奇妙的图案。

关于麦圈这一神秘现象的形成，阿尔将耶夫与斯米尔诺夫两位学者的观点似乎都很有说服力，不过，就算麦圈是高频辐射现象所为，但两人都没有证实，高频辐射来自哪里，是地磁现象？还是天空闪电？

其他猜想

1．外太空粒子束或能量束击打造成。大自然是鬼斧神工的最大制造者，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如此大且规则的杰作而不被人察觉，人为制造的可能性非常低；另外怪圈出现在地球的能量带处且植物和土壤有明显变异特征，可以判断绝不是机械手段造成的，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受到外太空飞来的粒子束或射线束的击打造成的。综上，怪圈很有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能量束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后发散击打造成的。

2．英国二战时期的文件认为，“麦田怪圈”是纳粹特工所为，据《每日快报》报道，遍布英国各地的神秘“麦田怪圈”神秘莫测，其成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外星人的杰作。但一批最新解密的军情五处（MI5）二战文件得出惊人观点：“麦田怪圈”最早是纳粹的秘密特工发明创造，其用意是为纳粹空军的轰炸机空投炸弹或者伞兵部队降落提供记号。这一惊人密闻是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最新公布的一批军情五处（MI5）二战时期的文件中披露的。该文件称，二战期间，英国南部麦田和玉米地里，开始出现大量来历不明的“地面标志”。

一份名为《地面标记调查案例》的文件显示，1940年5月，飞行员发现康沃尔郡北纽奎地面曾出现奇怪标记，并拍下照片。对照片研究后发现，那些标记是由农业用石灰按规律堆放而成。1941年5月，蒙矛舍郡地区的玉米田中，出现一个不寻常的标记，大约30米长，好像是一个大写字母‘G’。1943年10月，肯特郡附近，飞行员看到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白圈。据报道，这些来历不明的“地面标志”，让当时正处于战争中的英国情报部门如临大敌。公布的文件称，1941年当大卫·佩特里被任命为MI5主管之后，他奉命对此进行调查。据称，为了查明真相，MI5不仅暗访了多名英国各地农夫和空军官员，而且与各盟国密切合作调查。

令MI5震惊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欧洲各地也陆续出现了类似神秘标志。文件写道：“波兰、荷兰、法国和比利时都不断有报告称，当地发现了奇怪标记——如涂刷特别颜色的屋顶，白色烟囱，或者是将亚麻布拼出特别的图案等。”最令MI5调查者震惊的是波兰盟军提供的情况，据称，波兰曾出现过一大片“直径大约20米”的被割倒的玉米田。解密文件显示，缜密调查之后，MI5终于得出结论：这些出现在英国和欧洲各地的所谓的“麦田怪圈”，是纳粹秘密特工的“杰作”。

它们很可能是纳粹德军互相联系的方式，用来为轰炸机和伞兵部队导航。文件称：“‘麦田怪圈’中很可能隐藏着某种加密的特殊信息，而且很容易从空中观察到，而这正是纳粹将之作为联络工具的重要原因。”

麦田圈是怎么形成的，长期以来是一个谜。1989年6月，人们进行了“白鸦行动”，希望抓捕到麦田圈制造者，却更加增添了麦田圈的神秘色彩。

中国古代的“普通话”究竟怎样的？

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名字有很深奥的意思。简单说，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关西秦声，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馀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

历代汉朝代音韵有典籍如下：

隋代

《切韵》系韵书 隋代陆法言《切韵》是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又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原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见《切韵》音）。

唐代

《唐韵》 这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愐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

宋代

《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 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佑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

元代

汉儿语音

随著蒙古人的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

蒙元政权因是人口少数的部族政权，为了更稳固地统治中国，就必须要分化其统治下的人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待遇制度以离间汉人。具体做法是，把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定为准统治阶层的二等人，把本属同一民族的汉人分成两个不同的被统治等级，即把旧金国内的汉人定为第三等人，把旧南宋内的汉人定为最底层的第四等人。两者不但等级不同，名称也不同，前者称之为“汉人”，后者称之为“南人”。

在蒙古统治者皮鞭加糖果的统治下，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身阶层，即地主阶级，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奴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因为蒙元统治者只对如何榨取中国感兴趣，对公共事业既不热心。几十年统治下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撑的水利设施、道路、运河变得支离破碎，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瘟疫频发，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人民流离失所，饥馑、灾荒、瘟疫夺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

蒙古人极端歧视汉人，所以不少汉人不但剃发留蒙古式辫子，连服饰都主动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对汉人精神的摧残相当严重。汉语在蒙古统治下受到的摧残。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长期歧视性的高压统治和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辫发，禁胡姓，胡服和胡语，可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蒙古人的影响，之后不得不反复颁布该指令，才总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恶劣影响。

《老乞大》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衕”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明代

《洪武正韵》

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明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

清代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满式汉语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汉语（雅言）的特点

雅者，得体、得度、得当是也。雅言听感，跟乡音相似，细听起来文绉绉的。王安忆曾经到陕西一带听取乡音，言到，“这话好听，是北音，可却柔极了，字与字之间，有舒缓的拖腔，用字有那么斯文。”

古人对语音相当考究，汉语的特点有八音，尖团音，做诗词有平仄，并最早使用切韵的方法记录语音。

八音

八音是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的声调是全世界各种语言所比较特殊的. 虽然, 韩国, 日本的语言也都有汉语的词汇.。但是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没有声调。

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八音分阴阳，而阴阳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就是"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八音听感大致如下：“平声平道莫低昂”即声音响亮而舒长；“上声高呼猛烈强”指上扬而重浊；“去声分明哀远道”是指声音轻尖而尾长；“入声短促急收藏”指声音极轻，并迅速收起。

尖音与团音

尖音与团音在於发音是在舌尖，还是在舌面。汉字和汉语，尤其是汉语的语音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分尖团更是汉语语音的瑰宝，是古往今来汉语语音发展的最高阶段。

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尖音字”和“团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来的中国字典上一直是泾渭分明、严格区分、丝毫不混，直音字典是这样，切音字典也是这样。自东汉用反切注音以来，尖音属于精系（声母为zi ci si），团音属于见系（声母为ji qi xi），历经一千八百年，历朝历代的法定字书都是这样。

从尖音翻案诗序，可以明确分辨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酒本不读九，箭也不读剑，酒箭属尖音①，九剑属于团②。尖团音有别，声母是关键；舌尖z c s ，齐摄拼为尖，舌面j q x ,音节皆为团。”

反切注音方法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

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

平仄

所谓平仄，是对汉字声调的分类，它把汉字的四和声调分为平声和仄声。阴平和阳平（即一、二声）合为一类，叫作平声；上声和去声分为一类（即三、四声）合为一类，叫作仄声。

平仄的规律分为相对和交替，具体的例子有：

海酿千钟酒（仄仄平平仄）

山栽万仞葱（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例：江山无限秀

仄仄仄平平 祖国万年春（国依古声为仄）

各国均学习中原雅言

雅言的科学性和古朴典雅，各国均主动学习雅言为荣。

韩国，世宗国王与“训民正音”

朝鲜半岛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是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民族文字的国家。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后来又采用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朝鲜语，即“吏读文”。但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而且结合汉字创制的“吏读文”有些也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因而有时很难准确地标记朝鲜语言。因此当时人们非常希望能有一种既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又容易学会的文字。从统治阶级来看，为了便于老百姓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也有必要发明一种易于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这样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的积极倡导下，由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成三问等一批优秀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的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于1444年创制了由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这期间朝鲜学者曾几十次前来中国明朝进行关于音律学的研究。1446年朝鲜正式公布了创制的朝鲜文字，称为“训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确字音。新文字发明后，世宗国王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并责令用“训民正音”创作《龙飞御天歌》。他还将“训民正音”作为录用官吏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并在钱币上刻印了“训民正音”。“训民正音”的创制为朝鲜语书面语的发展以及朝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朝鲜时代的帝王们深深地了解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为了使朝鲜的汉学教员能够学到纯正、地道的汉语，曾多次向明朝申请派遣留学生。被明政府否定后，他们只好以其他方式“曲线留学”。一方面以使团成员的方式将汉学生徒混于其中，令其熟悉语言环境，掌握鲜活的语言；另一方面，又以民间的方式向辽东大量派遣留学人员。据《世宗实录》卷六十二载：“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并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于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又据《世宗实录》载：“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讲肄官例，辽东入送，传习汉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汉学教育的科学性，朝鲜李朝特别设立了质正官制度，所谓“质正”就是请专家解难释惑，审定修改。承担质正官重任的多为朝鲜李朝资深的汉学专家，他们所质正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既有韵书，也有吏文，还有教材等。“佥知承文院事李边、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质问直解小学如辽东?”

日本

日本很早就对中国文化进行学习，有古吴音，汉音，唐宋音等语音

吴音:吴音是日本最早的汉字音读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留学中国南朝、隋朝的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和尚)，他们所带回日本的佛教经典或古籍的读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记》(太安万侣oono-yasumaru,おおのやすまろ，包括神话、传说、歌谣等、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统一缘由之记载。712年，现存日本最古的史书)、《万叶集》(日本最古诗集、20卷、4500首、759年)等都是以“吴音”去念的。这些读音流传到现在的主要有佛教经典或中医术语里的读音。

汉音: 随着吴音之后，日本又盛行了一种所谓汉音的读法。这些读法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生，模仿9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这些遣唐使认为他们所带回来的发音才是真正的发音，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发音区别，就把这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日本书记》(舍人亲王,toneri- shinnou,とねりしんのう，720年、最古的敕撰，奉朝廷之命而撰写的正史、以修饰词很多的汉文书写的)就是以汉音书写的。现在日语汉字的发音大部分都是以“汉音”念的。

唐宋音:唐宋音是大约在中国的宋、元、明朝时，即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的僧侣，商人，与中国交易，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器物等的读音就叫做“唐宋音”。本来那时的音，都是当时中国宋朝，元朝的发音，应该称为“宋元音”，但因为那之前的唐朝文明昌盛，所以即使那时已经是宋朝，元朝，日本人仍然称之为“唐宋音”。具体的例子，如吃的东西“馄饨”叫做“udon,うどん”，“吃茶”叫做“kitcha,きっちゃ”，金子叫做“kinsu, きんす”，缎子叫做“ donsu,どんす”，椅子叫做“yisu, いす”，蒲团叫做“futon, ふとん”，暖帘叫做“ nolen,のれん”

常常有同胞谈及日语和吴语，闽语的相似之处。有时候，某些人还发出上海话福建话真像日语的感慨。其实，应该说日语像吴语，像闽语。

方言岛现象

历史上的外族统治和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由於外族统治的原因，汉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大大小小的方言岛现象。其中有明朝语音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岛和中古语音为代表的闽南语方言岛最为著名，而粤语则来源於雅言变音，客家话则在文读音和粤语语音间相互参合。福建和两广由于长期抵抗外界语音的影响，使闽南文读（以泉州文读音为代表）和粤语均能较好的对应韵书发音。

广泛流传的谬误

忽略吴语，客家中受到的普通话的冲击

把台语夸大等同於闽南语，等同於河洛语

分不清白读和文读概念，混淆白读文读

忽视粤语中无法发全浊音的问题

忽视语音更改与人口迁移

夸大语言更替所需要的时间

雅言恢复

雅言恢复并不如想象中的困难，以地方方言音，按韵书修音即可恢复。

雅言的恢复使汉语重新回归整齐划一的字音体系的时代，使经典汉语字词典恢复原有的作用，并修复大量无音字，错音字，使汉语重新回归古朴典雅。汉语5.7万的汉字，将重新恢复光彩，汉语重归灵活性，必将带来新文学的新高峰。

结语

在众多的语言山岳之中，汉语无疑是最巍峨博大的一座。汉语的魅力源于象形文字的结构特点。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以笔画的纵横交错形成一定的形态结构，并具有象征功能，能够反映事物的存在、变化和人的思想情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象征是一种介于像和不像之间的矛盾状态，象征不同于绘画，不服从透视的原则，但象征又表达了事物的某些特征，人的感观通过对特征的识别而达到了对事物本身的认知。这样的象征功能曾经被刻在甲骨上，被铸在青铜器上，被写在竹简和宣纸上，直到今天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千百年来，汉字的形态、读音和含义一直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那是祖先发出的声音，不是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生命。5000年来始终活着，它构成了我们渊远流长的博大精深的文化。

另有一说：中国古代普通话历时4000年 以洛阳话为标准音！

关于阿勒泰地区年推行税控装置工作的报告

为切实发挥矿山企业税控装置的作用,努力实现矿产资源税收的应收尽收,根据地区对税控装置推行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期,由地委财经办牵头,会同地区财政局、地税局对富蕴、青河、哈巴河三县推行税控装置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税控装置推行工作进展情况及成效

(一)各县(市)工作进展情况

2009年以来,各县(市)确定了21家企业安装税控装置系统,其中:富蕴县11家、哈巴河县3家、青河县1家、福海县4家、阿勒泰市2家。截至2010年8月底,各县(市)共有20家企业安装税控装置37套,完成计划目标的95.2%。富蕴、哈巴河、青河三县的矿产品监控中心机房设在县地税局,均已正常使用。

1.富蕴县。12家企业安装28套税控装置,完成计划任务的109.1%,按安装税控装置企业的总产值占全县矿业产值的比重计算,监控面达到71.28%。已投入财政资金320万元(有5套设备尚未投入使用),其中:设备采购安装224万元;监控中心机房设备采购、装修80万元;税控装置网络费用4万元。

2.哈巴河县。阿舍勒铜矿和华泰公司2家企业安装2套税控装置(正元国际因技改未安装),完成计划任务的66.7%,监控面达到76%。投入资金28.07万元,其中:设备采购安装12.4万元,监控中心装置15.67万元。

3.青河县。5家企业安装5套税控装置,完成计划任务的4倍,监控面达到54.34%。已投入资金103.57万元,其中:2009年惠源矿业安装1套,投入27.57万元;2010年4家砂铁矿企业安装4套,投入76万元。安装的4套砂铁矿监控设备的电信传输线路已于9月14日开通使用。

4.福海县。万丰选冶1家企业安装2套设备,完成计划任务的25%。投入资金28.07万元,受开工期晚等因素,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

5.阿勒泰市。阿巴宫矿业和金鑫铅锌矿选厂2家企业都处于整合阶段,尚未实际开展此项工作,未完成计划任务。

6.布尔津县和吉木乃县。制定了推行税控装置工作的实施意见,由于矿山企业规模小以及企业技改等因素,实际未推进。

(二)推行税控装置目前已取得的成效

实践证明,税控装置作为财税工作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综合治税的重要手段,不仅能有力地促进地区财政增收,还为纳税评估以及其他税种征管提供计税依据,促使矿山企业税收征收管理更加科学、透明。

图1 截至2010年8月底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和哈巴河县投入产出对比图(单位:万元)

从财政增收方面来看,自2009年6月推行税控装置工作的1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通过监控数据计算应纳税额与企业申报税额的比对,共查补资源税1792万元。

从目前财政投入产生的效益来看,富蕴县投入272万元,查补资源税款1600万元,已实现投入产出为1:5.87;哈巴河县投入28.07万元,查补资源税款165万元,已实现投入产出1:5.88(图1);青河县投入27.5万元,资源税增收26.96万元。鉴于监控机房初始建设投资在总投资中比重较大,在一次性投入建成后,以后年度新装税控装置设备的分期投入会逐步降低,其投入产出的比例还会不断加大。

注:富蕴县、青河县2010年新投入的9套安装设备尚未正常运行,新装设备投资额未计入两县财政投入产出比。

1.资源税收入增幅明显。矿产资源电子税控装置主要由皮带秤、矿产品产量监控装置、探头和传感器等组成(图2~图4)。其中,矿产品产量监控装置俗称“黑匣子”,通过它把称重数据传输到地税局矿产品监控中心的机房电脑中。目前富蕴县已实现了财政、税务数据共享。

图2 皮带秤计量的数据通过传感器接线盒直接传输到矿产品监控装置里(富蕴县乔夏哈拉金铜矿)

图3 矿产资源电子税控装置组成(哈巴河县阿舍勒铜矿)

截至2010年8月底,富蕴县因安装税控装置,累计查补资源税1600万元。青河县尽管目前采矿量少,企业规模较小,但推行税控装置的积极性很高,2009年安装税控装置当年,资源税增加15.7万元,同比增长65%;2010年在受雪灾影响、开工不足的影响下,资源税较上年同期增加11.2万元,增长70%。哈巴河县两家企业安装税控装置后,资源税累计增收165万元,增长22%。因企业对目前税控装置称重的准确性存在质疑,有45万元应补交的资源税尚未入库。调研组已建议由哈巴河县地税局会同县质监局邀请地区质监部门校验税控称重设备,若校验结果正常,县地税局会及时将该税款征收入库;若确实存在称重不准的问题,及时对设备进行校正。

图4 矿产品产量监控装置

2.为矿产补偿费征收提供了依据。使用税控装置,能够准确掌握原矿量和矿产品产量,通过与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相结合,可以对矿产资源“三率”(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指标进行科学考核,督促矿山企业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对于矿产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通过使用认定的矿石开采量数据,便于国土资源部门核实矿产开采量是否正确,核实矿产品的回采率是否与征收补偿费使用的回采率一致。

3.为加强税收征管提供了科学依据。2010年3月,富蕴县地税局在将监控数据与企业申报的矿石量进行比对的过程中,发现某企业加大矿石抛废量,少申报应交资源税300万元。在查补税款的过程中,该企业以各种理由拒缴税款,对此,县地税局逐级上报请示,在得到自治区地税局答复和支持后,地区地税局依法将300万元税款及时收缴国库。此案例对其他矿山企业在申报资源量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另外,政府通过税控装置这双“眼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图5)。如,八钢球团厂的税控装置所监控的不是矿石量,而是铁精粉原料量和球团产品产量,富蕴县之所以增加这项税控装置,其目的是通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及时获取所需的初级产品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图5 监控矿山的原矿量数据每3分钟上传至地税监控机房电脑中,通过分析软件,可准确监控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哈巴河县阿舍勒铜矿)

4.有效提高了征管效率。以往税务部门征收资源税主要依据企业自行申报矿石量计算应纳税额,最多是将产品产量与矿石品位粗略倒推计算方式,核定原矿的开采量。安装税控装置后,地税部门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获得矿石采选入口的原矿量数据,真正实现了有据可查、依据计征,并建立了以产控销、以销控税、源泉管控的征管模式。税务工作人员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数据的审核分析、评估税款、申报对比、动态监控等工作。另外,通过监控的矿产品产量数据,能够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征收提供依据。如,对产品实际已销售并移库,却暂不列入销售收入的行为,将监控数据与库存、销售进行比对,可查补延时漏缴税款,使企业在相应的会计年度及时完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

二、推行税控装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需要质检部门对称重设备传输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检验认定。2010年8月,富蕴县财政局聘请地区和富蕴县质检局对安装的税控设备进行实地验收,合格率达到100%。但哈巴河县的税控设备尚未进行质量检验,与企业之间尚存在称重数据上的争议。其他安装税控装置的县(市)同样需要做好设备的检验校正工作。

2.当地缺乏设备管理维护人员。目前,各县(市)安装的税控装置尚在保修期内,出现的技术问题均由大唐公司派驻在阿勒泰地区的技术人员维护处理。一旦保修期满,厂家技术人员撤离阿勒泰地区,设备维护和管理工作的滞后将会影响税控装置正常运行。

三、成效预测及建议

(一)成效预测

截至201年8月,地区已有四个县为20家矿山企业安装了37套税控装置,通过一年多的运行,成效明显。尤其是富蕴和哈巴河两个矿业大县,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矿产品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的政策下,税控装置是提高监控手段,堵塞征管漏洞,实现税收应收尽收的有效手段。即使今后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由“从量”转“从价”,税控装置仍然是加强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有效措施。

同时,推行税控装置主要是前期的一次性投入较大,后期新增设备投资数额不大,通过一次投入能够带来长期收益。2010年9月,富蕴县新安装的3家企业5套设备、青河县新安装的4家企业4套设备尚未正式运行,哈巴河县2011年还将计划为2~3家企业安装税控装置,进一步扩大监控面。可以预见,推行税控装置工作的效果将在今后进一步显现。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地区煤炭资源勘探开发的进一步推进,煤炭加工项目的逐一落地,资源税费增收的空间将会更大。

(二)几点建议

1.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一是区别不同县(市)。对于矿业经济发展滞后的县(市),鉴于其矿山企业规模小,矿石开采量少的现实状况,尚不具备推行税控装置条件,不能盲目投入资金强行推进。否则查补回的资源税不足以支付监控设备的运行成本,将会背离以此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二是区别矿山企业规模。考虑企业年度实际生产情况、矿石品位高低、矿石抛废量大小等因素,划定安装税控装置系统的企业标准。如,对年采选矿石量在10万吨以上的企业要求安装税控装置,对年采选矿石量10万吨以下企业可暂不作安装要求。对于以上两种情况,当地税务部门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根据不同矿种、不同规模矿山的实际,采取“以电控税”、“以炸药控税”、“矿产品运输量测算”、“储量核查动态监测”等措施,加强征管,减少管理漏洞。三是对于已推行税控装置的县(市),要根据矿山企业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大监控覆盖面,加强对采矿、选矿、加工的全过程监督,更好地掌握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2.做好对税控装置的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地区质量监督部门应配合做好各县(市)税控装置校验的服务工作,在计量器具的校验以及数据准确的鉴定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配合。

3.培养当地稳定的技术人员。设备投入运行后,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建立一支稳定的技术队伍才能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条件成熟的县市要积极借助大唐公司的技术力量,加快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可以考虑给县财政局增加2~3个事业编制,专门负责对全县的监控系统进行管护。

4.加大宣传交流力度。为使其他县(市)了解税控装置的重要性,切实看到其发挥的效果,建议将此次税控装置汇报以地委督查通报形式下发各县(市)。另外,适时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先进经验,表彰奖励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强有力地推进此项工作深入扎实地开展。

地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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